2015-04-06 10:27:22 - 來源：中評網 中評社香港4月6日電／近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接受了旅美華僑招思虹捐贈的記錄了大量抗戰和二戰史實的文物資料，其中包括1945年日本投降的原版照片等。這已是招思虹及其團隊第7次向抗戰館捐贈文物資料。

新京報報道，2006年以來，招思虹已先後向國內三十多家博物館捐贈了近5000件文物史料。她為何要在海外收集抗戰文物？長期以來收集文物的費用何來？是什麼支持她繼續下去？

4月1日，招思虹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說，讓抗戰文物“回家”是自己和團隊共同的心願。我們留給後人的必須是一些白紙黑字、實實在在的東西。讓後代銘記先人的教訓，就是要透過文物說歷史。

招思虹

旅美華僑，廣東韶關人。上世紀80年代，隨丈夫一家移居美國。她在唐人街的華僑服務機構做社工8年，為旅美華人尋找工作。1997年，她根據工作中真實案例寫成的《金山之路》發表後引起了海外華僑強烈共鳴。1998年，她開始組織讀者從事公益，建立了北美第一支讀者慈善團隊。現為美國華人收藏協會秘書長。

2006年來，招思虹及其讀者團隊在海外積極發動和帶領僑胞收集中國文物並捐贈回國，包括大量抗日文物資料。

文物收集無孔不入“錯過就沒了”

有時候會突然接到一些陌生人的電話，說家裡有些遺物你們要不要，不要就跟老人一起葬了。我一聽就著急了，不管怎麼樣都要先去看看。

新京報：在美國多年，怎麼會想到收集抗戰文物？

招思虹：2002年，我帶著一枚郵票復印件回廣州參加“世粵聯會”。那是1942年美國郵政總署發行的紀念中國“七·七”抗戰五周年的紀念郵票，左右上方分別印著美國總統林肯和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的頭像，中間印著CHINA、“JULY7，1937”和“抗戰建國”。林肯頭像下印著“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孫中山先生的頭像下則印著“民族、民權、民生”。

我很驚訝當時很多人不知道有這樣的郵票，這枚抗戰郵票實際上代表了一段歷史和那個時期的中美關系。2004年我把它捐給了廣州中山圖書館。從那開始，我在收藏中特別留意與二戰和中國抗戰有關的文物及歷史資料，把推動海外珍稀文物文獻回歸作為一種使命。

新京報：你主要通過哪些渠道來收集文物？

招思虹：在這方面我是無孔不入的。華僑家裡、跳蚤市場、網上拍賣，還有很多文物是在垃圾堆旁、棺材邊搶救回來的。這麼多年當地華僑已經知道我在為博物館收集華僑文物。有時候會突然接到一些陌生人的電話，說家裡有些遺物你們要不要，不要就跟老人一起葬了。我一聽就著急了，不管怎麼樣都要先去看看。

新京報：接到陌生電話讓你去整理遺物，會不會有所顧忌？

招思虹：有時候會，但是文物太珍貴了，可能錯過了以後就沒了。所以一接到線索，就會到現場去看。有一次一個讀者打電話給我，原話是他母親生前叮囑，等到她百年之後兩腳一伸，就找招思虹去他家。聽得我有點害怕，後來叫上美國華人收藏協會會長張樹強和副會長謝頌軍一起去，搬回了華僑文物“金山箱”。“金山”是五邑華僑對美國的慣稱。民國時期，美國華僑回國時，把西裝西褲、金銀細軟等物品統統放進大箱子裡運回來。“金山箱”是華僑衣錦還鄉的象征，2008年捐給了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

“以藏養藏”收支基本平衡

一半文物是華僑委托我們捐贈的，另一半通過勸捐、購買等方式獲得。我常想，若能中六合彩就好了，把流失海外的珍貴文物都買了送回來。

新京報：你每次把文物捐贈給博物館之後，是什麼心情？

招思虹：我覺得如釋重負，終於可以舒一口氣了。這些文物中有一半是華僑委托我們捐贈的，從他們交給我保管，乘飛機把它們萬裡迢迢帶回祖國，每次下飛機後等著拿行李箱時我都提心吊膽，怕出差錯遺失，辜負了大家的信任。另外一半通過勸捐、購買等方式獲得。

新京報：勸捐的過程是不是比較困難？

招思虹：對，有時候我們發現一件文物，首先會去嘗試勸捐。有人不理解還會罵人。開始我覺得委屈，後來就釋然了。我們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有的文物價格太高我們也不得不放棄。去年美國一個拍賣公司在紐約拍賣張學良的文物，價格高達幾千萬，我們沒有能力購買，便馬上把信息向國內相關部門和機構及時通報。我常想，若能中六合彩就好了，把流失海外的珍貴文物都買了送回來。

新京報：一部分文物是你們買下來再捐贈出去。這筆費用從哪來？

招思虹：我一開始是捐自己的藏品，多年來無償捐贈，5萬美元私己錢用完後，我在舊金山創立“涵芬樓外樓”，挖掘推動流落在舊金山的珍稀文獻回歸華夏大地。通過“以藏養藏”的方式，將發掘的文物一部分放出去拍賣，用得到的錢來買華僑文物和抗戰文物，支付捐贈往返的差旅費用，目前收支基本平衡。

新京報：收集文物多年，有沒有印象特別深刻的事？

招思虹：太多了，經常會有想不到的驚喜。有一天我接到一個陌生人的來電，說想給家裡的文物找個好歸宿，我在她家發現了美國飛虎隊成員的雙重國籍證明、飛虎隊在雲南戰場上打日軍的行軍包等很多有紀念價值的物件。

還有一次，我從舊金山的一個老板那兒“撿”來4個大垃圾袋，一個肩膀挎兩個，背回唐人街的辦公室。從像小山一樣的資料裡面，驚喜地發現了留學生手寫的救國歌、抗戰時期華僑抗日募捐隊伍照片和名單、一九四五年在美國閱讀日寇投降信息的一張宋美齡的彩描照。

博物館是抗日文物的最好歸宿

能夠把一批批文物送到博物館，讓國人了解更多珍稀文獻文物的歷史和抗戰歷史的細節，就是我們工作的價值所在。

新京報：每一次文物捐贈，你都特別提到你不是一個人，背後有一個團隊。

招思虹：首先是得到先生和女兒的鼎力支持，而“金山之路讀者慈善團隊”是我一生的驕傲。抗日英雄飛虎隊陳納德將軍的遺孀陳香梅女士是我們團隊的團長。團隊成員最初來自《金山之路》的讀者，後來逐步擴大到從市長官員到平民百姓，從舊金山到中國，既有餐館工人、清洗工人、也有參議員、影視演員、留學生等。1998年中國長江發生洪澇災害，我就開始把《金山之路》的讀者組織起來，捐錢捐物援助災區。後來逐漸形成了一個團隊，成為搶救海外文物的主力軍。

新京報：你平時的生活是怎樣過的？

招思虹：現在大部分心思都放在挖掘搶救華僑文物文獻和抗日文物文獻上。一些海外老華僑保留了與祖國有關的珍稀文物。這些人多年事已高，他們去世後，兒女未必意識到這些老物件的價值，或許不懂得如何保存。博物館是它們最好的歸宿。能夠把一批批文物送到博物館，讓國人了解更多珍稀文獻文物的歷史和抗戰歷史的細節，就是我們工作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