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1-08 10:30:21 - 來源：中評網 中評社香港1月8日電／中國人民與拉美人民的人員交往源遠流長。在廣袤的拉丁美洲土地上，華僑華人的足跡遍布拉美各國。當前國內學術界對拉美華僑華人的介紹多散見於一些通史性著作中，專題研究也多限於拉美國別史或就華僑華人的某個問題如早期華工展開討論，對拉美華僑華人做全面介紹和研究的成果不多。因此，與歐美、東南亞華僑研究相比，拉美華僑華人研究還有很大的拓展空間。筆者曾在中國駐拉美使館、領館和代表處工作18年，並在秘魯、厄瓜多爾、巴拿馬主管領事僑務工作，有機會與駐在國總統、外長、內政部長和移民局長等政要接觸，並親自到尚未與我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危地馬拉、洪都拉斯、薩爾瓦多、尼加拉瓜和巴拿馬等中美洲國家與當地僑領接觸，獲得了有關拉美華僑華人人口統計數據等方面的第一手材料。據此，梳理拉美華僑華人歷史變遷的脈絡及其現狀，希望有助於人們對拉丁美洲華僑華人歷史與現狀的認識。

一、拉美華僑華人社會的形成

最早到達墨西哥和秘魯的華僑是從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賓轉道而去的。1521年，西班牙遠征隊抵達菲律賓，1565年開始對菲律賓長達300年的統治。自1492年哥倫布抵達美洲之日開始，拉丁美洲逐漸淪為西班牙的殖民地。中國在三國時期就開闢了到達菲律賓的航線。唐代已與菲律賓建立了貿易和文化聯系。明代在菲律賓的商人達萬人之多。中國駐西班牙、美國、秘魯公使張蔭桓稱：“西班牙日報言，小呂宋一島華人自行設官治理，儼然一小中國也，宜設法禁拒華人之來雲。華人旅食海外，近幾無可托足，微特墨洲已也。” 自16世紀後期至17世紀中期，有一些中國商人，先到菲律賓，而後沿著菲律賓——墨西哥之間的太平洋航線到達墨西哥和秘魯等地經商。“查墨國記載，明萬歷三年，即西歷1575年，曾通中國。歲有飄船數艘，販運中國絲綢、瓷、漆等物至太平洋之亞冀巴路高埠(即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港)，分運西班牙各島(指西屬拉丁美洲各殖民地，特別是加勒比海諸島)。其時，墨隸西班牙，中國概名之曰大西洋。我朝乾隆五十年，西班牙伐英而敗，太平洋商船慮為英虜，墨遂叛之，刻乃自主。” 由此可知，1575年有數條船往來於馬尼拉港口與阿卡普爾科港口之間，那時一些華僑隨船前往，或經商、或打工。16世紀初，阿卡普爾科市已經建成了唐人街。1613年，根據秘魯政府人口統計，在秘魯有38名華裔，他們是從菲律賓前往秘魯的。16世紀末，西班牙王室下令，允許華人技工進入美洲，於是，大約有5000多名木匠、鐵匠、泥瓦匠、首飾匠、理發匠、縫衣匠從馬尼拉轉道去了美洲。他們用自己的勞動養家糊口、生兒育女，是華僑移民拉美的先驅。後來於1806年，由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廣州拐騙339名華工，偷運到澳門，分兩批乘葡萄牙船再轉乘英國船到特立尼達甘蔗園做苦力。1810年，葡萄牙人從湖北省拐騙上千名茶農到巴西裡約熱內盧種植茶樹。但是，華僑大量到達拉丁美洲是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的事。

(一)早期中國人移民拉美的社會背景

就拉美方面而言，哥倫布於1492年到達美洲時，當地土著人——印第安人大約有4000萬至6000萬。由於殖民主義者殘酷殺戮和傳染疾病，到1650年時，印第安人減少到1200萬人。從1492年到1605年的100多年裡約有3300萬印第安人死於非命。 西班牙王室原先於1503年、1511年和1526年，三次下達允許把拒絕服從西班牙統治的印第安人變為奴隸的命令。後來見印第安人口急劇下降，出現勞動力嚴重不足的局面，於是在1542年、1543年、1548年三次下令禁止把印第安人變為奴隸。

為了彌補勞動力的不足，西班牙於1502年首次從非洲運送黑人奴隸到加勒比海上的聖多明各島，此後黑人奴隸便源源不斷地被運送到美洲各地。從15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歐洲殖民主義者向美洲運送大約1500萬黑人奴隸，其中16世紀為90萬，17世紀為275萬，18世紀為700萬，19世紀為400萬。 而據巴拿馬運河博物館館長安赫萊斯•拉莫斯•巴克羅博士介紹，實際到達拉丁美洲的黑人有850萬人。黑奴生意初期由葡萄牙壟斷，不久西班牙、法國和英國都參與其中。在長達400年的擄掠和運輸過程中，大約有5000萬～6000萬 非洲黑人悲慘地死去。慘無人道的奴隸制不斷遭到黑人的反抗。

受到1776年美國獨立和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深刻影響，1804年海地人民奮起反抗法國殖民者，獲得了民族獨立。當時海地全國有54.5萬人口，白人僅有4萬，其他均為有色人種，其中黑奴有48萬。 極少數白人壓迫絕大多數黑人的現象被終止。海地的獨立對拉美影響極大。不久，智利、委內瑞拉、秘魯、阿根廷、巴西等十幾個國家均獲得獨立。黑奴貿易遇到非洲和美洲的激烈反對。英國(1833)、西班牙(1835)、古巴(1845)、法國(1848)、秘魯(1855)、美國(1865)相繼宣布禁止販運黑奴。宗主國和附屬國先後禁止黑奴貿易，從而斷絕了拉美地區勞動力的來源和出售市場。歐洲殖民主義者遂將目光投向遙遠的亞洲。

鴉片戰爭之後，歐洲列強打開了古老中國封閉的大門。一方面，歐洲人口販子勾結中國官府，大肆掠搶和販賣中國人口；另一方面，用一紙契約把不少青壯年誘騙到美洲。據史料記載：“華人來秘始於道光二十八年，即西歷1847年，散處各埠，亦將6萬人矣。”當時秘魯全國人口269萬，華人佔2.2%。 1860年簽訂的中英、中法北京條約允許公民自由移民，實際上是使苦力貿易合法化，把大批中國人投入人間地獄。苦力貿易與黑奴貿易基本無異。苦力販子從中國(尤其是澳門和廈門)向拉美運送勞工，有被綁架、誘騙去的，有簽訂契約後去的。在海上病死的華工被扔入大海，活著到拉美的華工如同奴隸。不論是歐洲還是中國，都未認真地糾正過這種惡劣行徑。當時的中國政府多次發布禁令，但官員不執行，這種情況持續了多年。經過華工不懈抗爭和清廷的反覆交涉，1866年，英國和法國與中國簽署移民協定；1874年，秘魯下令停止中國苦力貿易；1875年，葡萄牙宣布禁止販運中國苦力。同年，古巴宣布禁止輸入契約華工。此後，苦力貿易纔被迫停止。一直到19世紀末，自由移民纔取代了苦力貿易。原來的苦力也有了相對自由。

(二)華僑華人在拉美的數量及地理分布

目前，在整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33個國家中，華僑華人總數約有121萬人(不包括華裔和混血的中國人)，其中秘魯有10萬人，巴西有25萬人，巴拿馬有17萬人，墨西哥和厄瓜多爾各有7萬人，哥斯達黎加有5萬人，阿根廷有10萬人，委內瑞拉有20萬人，蘇裡南有4萬人，牙買加有2.5萬人，多米尼加與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各約有2萬人，危地馬拉、哥倫比亞各有1.5萬人左右，玻利維亞有1萬人，圭亞那有0.7萬人。

自1847年起至1874年，大約有700萬華工被運往世界各地，其中有30萬從澳門和廈門上船前往拉丁美洲。表1顯示，古巴接受的華工最多，為12.6萬人；其次為秘魯，為11萬人；再次為巴拿馬，為3.4萬人，到英屬、法屬與荷屬殖民地的華工合計為5萬人。1874年以後的華工，名義上可以說是自由移民了。19世紀末，到智利的華工為1000人，到墨西哥的華工為1.3萬人。古巴華工一般都在甘蔗園勞動，秘魯華工從事開采鳥糞、修建高原鐵路和大種植園的勞動，巴拿馬華工則從事修建兩洋鐵路和開鑿運河的工作。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一些拉美國家追隨美國，開始對中國人入境采取限制和排斥的政策，造成華僑人數減少。1918年之後，因發展經濟需要勞動力，拉美國家放松了限制政策，華僑人數有所增加。此後由於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墨西哥、巴拿馬等國掀起排華浪潮，華僑人數急劇下降。由於華僑在經濟生活中的明顯作用，世界經濟形勢好轉之後，拉美國家再次放松對華僑的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之後，華僑人數又有回昇。1941—1944年，拉美國家的華僑人數約為10萬人，其中古巴為2.4萬，秘魯為2.35萬，巴拿馬為1.3萬，牙買加為1.3萬。1949—1978年，中國內地移民基本停止，臺灣、香港和澳門移民使拉美的華僑華人人數有所增加。1978年以後，中國內地向拉美國家的移民增多，華僑華人的人數增幅較大。1979—2013年，中國內地移民總數為934.3萬，其中有75萬移民到了拉美國家。

另外，據巴拿馬外交部政策總司長達裡奥•奇魯介紹，在拉美的混血種人極多，約佔拉美33個國家總人口(5.77億)的45%。第一代混血種人稱為原發性混血種人，印第安人與歐洲白人的混血人稱為梅斯蒂索(mestizo)，簡稱印歐混血種人；印第安人與非洲黑人的混血人稱為桑博(zambo)，簡稱印黑混血種人；非洲黑人與歐洲白人的混血人稱為穆拉托(mulato)，簡稱黑白混血種人。那麼，中國人與印第安人的混血種人叫什麼？西班牙語中沒有一個詞匯專稱，具體人數也很難統計。以巴拿馬為例，華人剛去巴拿馬時，只有極少數人與從中國去的女性組成家庭，也有人回國找配偶，再帶到巴拿馬。大多數人或獨居，或與巴拿馬人組成家庭，這就出現了混血的中國人。據2004年巴拿馬移民局公布的數據，帶有中國姓的巴拿馬人佔全國人口的10%，即30萬人，另外，巴拿馬官員對中國人的歧視和對中國人的姓名的無知，使不少中國人丟失了中國姓，只剩下連自己都不知道的部分中國血統。巴拿馬前總統吉列爾莫•恩達拉於2004年2月20日告訴筆者，華僑、華人和華裔人數佔巴拿馬總人口的30%。研究巴拿馬華僑史的譚堅先生認為：“35%的巴拿馬人口可以在他們的家族譜系中找到中國血統。” 由此估計，巴拿馬華裔有30萬人是可信的。而秘魯的華裔則更多，說有120萬華裔並不誇大。筆者在秘魯使館工作期間，經常接待一些從山區來的區長、市長，從相貌上看完全是印第安人，但他們說，其爺爺或奶奶、姥爺或姥姥是中國人。厄瓜多爾有20萬華裔，墨西哥有40萬華裔。有學者認為，拉美國家和加勒比地區的華僑、華人和華裔總共約有340萬人。

二、拉美華僑華人社會地位的變遷

無論是早期的契約華工，還是後來的自由移民，大多數華僑抵達拉美後都經歷了生存、融入和創業等不同階段，中國人移民拉美史也是一部苦難史、奮斗史與創業史的結合。

(一)生存與融入階段

早期華工在拉美都是做重體力勞動，如收甘蔗、修鐵路、修運河、挖鳥糞、采礦石等。在1874年以前，做著與黑人奴隸一樣繁重的工作，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其勞動強度之大、勞動時間之長、受壓迫之深、受剝削之殘酷，是語言難以表達的，也是我們難以想象的。但是華工身上有中華民族吃苦耐勞和不懼艱險的文化因子，他們在不可思議的險境之中生存下來了。稍有積蓄後，一是給父母匯錢，二是惦記著改變自己的處境，額外乾點兒零活，做一點兒小生意，然後逐漸發達起來。除華工外，還有從菲律賓轉道而去的中國商人，他們的起點較高，發展較快。還有人們常說的“三把刀”，即菜刀(餐館)、剪刀(裁縫店)、剃頭刀(理發館)，這些行業的從業人員到國外後，生活有基本保障。總之，華人到拉美的初期是謀求生存站穩腳跟的階段。

由於語言不通和生活習慣不同，早期華工往往喜歡抱團，即一起乾活，一起生活，形成一個封閉的社會圈子。從第二代起，他們就有了當地朋友、同學、同事，與社會上的各種人打交道，逐步融入當地社會，包括語言、文化、娛樂、生活習俗都當地化了。他們接受了比父母更好的教育，擁有比父母更好的職業。他們已融入當地，就是自己不覺得自己是外國人，當地人也不覺得你是外國人，周圍的人都認為你是本國人，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享受與當地人一樣的待遇和權利。只有這樣，纔能加入居住國的社會團體和政黨組織並在其中擔任一定的職務，從而為參政打下較好的社會基礎。

(二)創業階段

華僑在居住國站穩腳跟後，有志氣的中國人開始把小生意做成大生意，把小企業辦成大企業，把小飯店開成大飯店。拉美各國獨立之後，隨著社會的發展，華僑在政治上敢於反抗強暴和支持拉美國家的獨立並浴血奮戰 ，經濟上，在餐飲、商業和貿易領域嶄露頭角，使其處境有所改善，地位有所提高，有了相對較好的創業的政治環境，但成為經濟翹楚還是19世紀以後的事。到20世紀末，拉美華僑華人在農墾、博彩、房地產、連鎖超市、電氣化工、餐飲、服裝、石油業、養殖業、建材業、金融業等行業取得了突出成就，出現了一批知名的華商和企業家，如秘魯的戴宗漢、戴賀廷兄弟，巴西的沈鵬沖、林訓明，巴拿馬的陳奉天，阿根廷的朱治華、袁建平，蘇裡南的張運華，哥斯達黎加的翁翠玉、陳桂明，墨西哥的梁權暖，玻利維亞的楊啟周，洪都拉斯的陳玉珠、葉慧明兄弟，尼加拉瓜的王海南，薩爾瓦多的陳文儀兄弟，危地馬拉的陳祖建，等等。他們中有資產過10億美元的，有過億美元的，有過千萬美元的，有過百萬美元的。餐飲業和零售業在華僑經濟中仍佔有重要地位。秘魯全國有中餐館5000家，僅首都利馬就有3000家。秘魯人說，每一條街上都有一家中餐館，吃中餐已經成為秘魯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們稱中餐館為chifa。阿根廷華僑華人2010年的超市銷售額佔大布宜諾斯艾利斯銷售總額的16.7%，而且還在快速增長。巴拿馬零售業的80%掌握在華僑華人手中。2006年，一位巴拿馬商業老板對筆者說：“我們競爭不過中國人，他們24小時營業，沒有假日，左鄰右捨可以先拿貨，價格最低，質量最好，每個月結一次賬。我認輸，改行搞進出口。”

(三)參政階段

第一代中國移民基本上沒有參政的，即使第二代也是從基層官員起步；到了第三代，參政的人數多了，職務也提昇了。不過，進入政界高層的主要集中在秘魯和巴拿馬，其他拉美國家還比較少見。

除去在政界出人頭地之外，還有人經過刻苦努力，克服阻力，成為居住國的法官、律師、教授、醫生、作家和畫家。他們在各自領域辛勤耕耘，榮獲負有盛名的獎章和勛章，為居住國和祖籍國爭了光。

由於表現傑出，拉美國家對華僑華人普遍持尊重的態度。1931年10月，古巴為在獨立戰爭中建立不朽功勛的華僑修建了8米高的圓錐形紀念碑。1986年7月23日，圭亞那政府在喬治敦修建了華人抵達圭亞那133周年紀念碑。2010年12月13日，圭亞那總統賈格迪奥會見華僑華人代表時，稱贊華僑華人多年來為當地社會做出的貢獻。秘魯總統藤森於1991年簽署確立7月25日為“秘魯——中國友好日”的最高法令。1999年，華僑和當地政府在卡亞俄市樹立了華人抵達秘魯150周年紀念碑。秘魯總統加西亞於2006年10月15日參加在利馬唐人街舉行的華人抵達秘魯157周年活動，並發表講話，稱贊中國是當前世界經濟和貿易的火車頭。2000年，哥斯達黎加總統曼德裡格斯說：“華人移居哥斯達黎加有近150年的歷史，對哥斯達黎加各界做出了重大貢獻，尤其在文化、藝術、科技方面，拉美第一位太空人張福林就是華裔。”巴拿馬議會於2004年確定每年的3月30日為“華人日”。2005年修建了“華人抵達巴拿馬150周年紀念碑”。華僑和華人編寫紀念華人抵達巴拿馬150周年的大型畫冊《中華之光》時，巴拿馬議長埃利亞斯•阿列爾•卡斯蒂略•岡薩雷斯(其夫人是華裔)和第一副總統兼外長薩穆埃爾•萊維斯•納瓦羅撰文表示祝賀，盛贊華僑華人對巴拿馬的偉大貢獻。2014年5月，新上任的巴拿馬總統胡安•卡洛斯•巴雷拉高度贊揚華工對巴拿馬社會進步的貢獻，而首都巴拿馬市市長布蘭頓則代表執政黨——巴拿馬主義黨向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華僑表示道歉。巴西聖保羅議會確定10月7日為“中國移民日”。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總統喬治•馬克斯韋爾•理查茲於2006年10月12日在總統府舉行盛大宴會，紀念華僑抵達200周年，並把第一批華人1806年10月12日離開澳門的日期定為“中國節”，全國放假一天。2013年11月，智利中華會館成立120周年之際，智利總統薩巴斯蒂安•皮涅拉•埃切尼克發賀信表示：“我們應對早期來到智利的中國移民的勤勞和勇敢表示高度的認可。”智利前總理裡卡爾多•拉格斯寫信說：“華人移民受其漂泊的靈魂和勤勞的天性所驅使，在智利落地生根，他們在硝石礦和小商鋪中努力工作創造出的華人社會，應該在我們的歷史中受到更高的評價。” 華僑華人被人蔑視、被人輕視和被人忽視的時代已經成為歷史。隨著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和強大，華僑華人的地位將進一步提高。

三、拉美華僑華人對中國的貢獻

與所有海外華僑華人一樣，無論何時何地，拉美華僑華人始終懷有一顆愛國愛鄉之心，他們以身為中國人而驕傲。不論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年代，拉美華僑華人在愛國愛鄉方面都有不凡表現。辛亥革命時期，秘魯華僑成立華僑籌餉局，決定將籌款“由銀行電匯，以備孫逸仙君隨時調用”，1911—1912年，秘魯華僑共捐款10萬美元。廣東花縣人劉連成親自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軍隊作戰，受傷後於1924年赴巴拿馬，創建中華總會，以凝聚僑心，凝聚財力，支援革命。據統計，巴拿馬華僑為孫中山捐助27454銀元。抗日戰爭時期，拉美華僑積極出錢出力，共捐助815萬美元，其中古巴240萬美元，墨西哥200萬美元，秘魯104萬美元，多米尼加51萬美元，特立尼達48萬美元，蘇裡南28萬美元，圭亞那25萬美元，巴拿馬19萬美元，委內瑞拉14萬美元，尼加拉瓜14萬美元，智利14萬美元。 巴拿馬華僑陳昆慶、古華康、蔡斯達還親自參加了抗日戰爭，與日本侵略者作戰。古巴僑團多次組織華僑到日本駐古巴使館表示抗議，並致電美國國會和國際聯盟，要求他們主持正義。

秘魯華僑戴宗漢是拉美華僑的一面旗幟。他旅居秘魯60多年，當初致力於開荒種地，培育出高產稻谷，並向秘魯人民傳授種植技術。1968年，秘魯議會向他頒發了獎狀和勛章，以表彰他在農業方面的貢獻。除了努力回饋當地社會，戴宗漢兄弟也積極捐助僑鄉文教事業。20世紀80年代初，戴宗漢兄弟捐資興建了廣東省人和鎮的高增小學、人和小學和廣州市第73中學新教學大樓，爾後又捐資600萬港幣興建人和華僑醫院。廣州市人大常委會於1988年授予他們“廣州市榮譽市民”稱號。花縣僑胞於1995年為花縣儒林村學校捐款32萬美元，2001—2003年，為花縣修路捐款20萬美元。巴拿馬牛口省的老華僑鄒文桂為中山家鄉不斷地捐款，至2005年，累積捐款35萬美元。

每逢舉行大型紀念活動或國內有自然災害時，拉美華僑總是踴躍捐款。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巴拿馬中華總會代表華僑捐款達20萬美元。此外，拉美華僑多次接待國內到訪的各種代表團，為中拉關系牽線搭橋。他們不僅是居住國社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推動與祖國發展關系的一支生力軍，受到居住國和祖籍國人民的好評。

四、華僑華人對促進中拉關系的作用

中國與拉美國家沒有歷史舊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在政治上相互信任和支持，在經濟上相互合作與補充，在文化上相互交流與學習。中拉合作有著廣闊的前景，華僑華人對中拉關系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一)中拉關系全面發展

中國已同拉美33個國家中的21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其中與巴西、墨西哥、秘魯建立了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同委內瑞拉、阿根廷、智利建立了戰略伙伴關系，同牙買加建立了友好伙伴關系，同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烏拉圭建立了友好合作關系。這些合作模式有力推動了雙邊關系的發展。2014年7月，習近平主席出訪拉美時，幾乎與所有建交國的拉美國家元首舉行了會談。中拉關系的政治氣氛友好，經濟合作趨勢加強，中拉合作有利於世界經濟形勢的好轉。

中拉經貿關系也獲得了大幅度發展，到2011年底，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在華投資累計1635億美元，佔外資總額的13.1%；到2012年底，中國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區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即在能源、礦產、制造業、基礎設施方面，投資為682億美元；2012年，中國宣布成立首期50億美元的中拉合作基金，100億美元為中拉基礎設施合作專項貸款； 2013年，中國向加勒比國家提供30億美元的優惠貸款和基礎設施專項貸款；2014年宣布3年內向巴西提供50億美元貸款支持購買或租賃中國企業提供的設備和船只，向阿根廷提供用於兩個水利項目和鐵路建設的75億美元貸款，與委內瑞拉簽署500億美元貸款換石油協議。中拉貿易總額1990年為23億，2010年為1800億，2011年為2415億，2012年為2612億，2013年為2617.5億。據預測，中國在2014年至2020年將從全世界進口10萬億美元的產品，對外投資將達5000億美元，屆時中拉經貿關系會有更大發展。

此外，中拉在國際政治領域相互支持，例如，中國支持巴西候選人競選世界貿易組織總乾事，拉美支持中國執掌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這樣相互支持的例子不勝枚舉，以前有，現在有，今後會更多。

(二)華僑華人在中拉關系中的促進作用

拉美華僑華人是宣傳介紹中國的使者。華僑華人積極發揮橋梁作用，宣傳真實的中國，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好聲音，讓更多的拉美人知道一個真實的中國，一個愛好和平的中國，一個改革開放的中國和一個迅速崛起的中國。

拉美華僑華人可以為中拉經貿交流牽線搭橋。拉丁美洲土地遼闊，資源豐富，拉美的香蕉產量(厄瓜多爾、洪都拉斯、巴拿馬)佔全世界產量的80%，咖啡產量(巴西、哥倫比亞)佔全世界產量的60%，糖產量(古巴)佔全世界產量的25%，牧場草原面積佔全世界的14%，水力發電蘊藏量為4.67億千瓦，佔全世界的16.9%，石油儲量僅次於中東，佔全世界的12%(其中墨西哥有103億噸，委內瑞拉有80億噸)。智利銅儲藏量為1億噸，居世界第一；秘魯的銅儲藏量居世界第四；巴西鐵礦儲藏量約有1000億噸，居世界第二。拉美有世界上最大的捕魚場(秘魯、智利)。拉美的黃豆、可可產量均名列世界前茅。中國需要資源，而拉美需要資金和技術，雙方都應該抓住這一大好機會，鞏固傳統友誼，擴展合作領域，創新合作模式，提高合作水平，實現互利雙贏。拉美華僑華人在中拉經貿合作中大有可為。他們中有不少有經濟實力的華商，他們熟悉住在國國情和法律，擅長經營，可以充當中介和代理人的角色，同時，中拉經貿合作的發展可以帶動拉美國家華人經濟的發展，為他們創造商機和有利的國際環境。

中華文明博大精深，華僑華人是在拉美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主力軍。拉美華僑華人在全力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積極推動中拉人員交流，加強祖籍國與居住國的貿易和文化往來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貢獻。2001年3月，在巴拿馬成立了由19個國家的僑領代表參加的“中南美洲華僑華人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巴拿馬華僑鍾月鈞為首任促統會會長(2001至2013年在任)。巴拿馬華僑唐金水為第二任促統會會長(2013年上任)，他應邀於2013年率中美洲六國促統會會長訪問中國。在環境保護和教育交流方面表現突出的有巴拿馬的巫俊輝，他現在任巴拿馬大學國際合作處中國事務乾事，在促進中國和巴拿馬教育交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拉美國家還創辦了一些華文報紙，如巴西的《南美僑報》《美洲華報》《南美僑友》《聖保羅報》，阿根廷的《阿根廷華僑通訊》《僑心報》《世界新聞》，智利的《旅智會聲》《智利僑訊》，秘魯的《秘華商報》《公言報》，委內瑞拉的《委華報》《南美新僑報》《委國僑報》，蘇裡南的《洵南日報》《中華日報》，巴拿馬的《拉美僑聲》《拉美快報》，古巴的《光華報》，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華商周報》，等等，在弘揚中華民族文化、介紹中國情況和反映僑情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此外，自20世紀起，拉美華僑華人開始創辦中文學校、藝術團體，不少大學相繼開辦了孔子學院。這有利於拉美華僑、華人和華裔及當地人了解中華文化，把民族精神融入華人和華裔的血液之中。對於傳播中華文明，華僑華人應有歷史的使命感和現實的緊迫感。中國對拉美的了解多於拉美對中國的了解，華僑可以利用已有的中文媒體和正在興辦的外文媒體，讓拉美更多地了解中國，減少疑慮，增加互信，在多個領域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共同進步。

(三)澳門在中拉關系發展中的作用

澳門是華工奔赴拉美各國的主要始發站，與拉美華僑有著天然的歷史聯系。這是澳門的優勢，澳門可以利用這一優勢，在促進拉美華僑華人為祖籍國做貢獻方面發揮自己獨特的作用。

2012年6月，中國正式提出成立“中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合作論壇”(簡稱中拉論壇)。2014年1月，拉美國家共同體第二屆首腦會議通過了“關於支持建立中國——拉共體論壇的特別聲明”。2014年7月，習近平主席訪問拉美時，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的領導人發表聯合聲明，宣布成立中拉合作論壇。澳門可以找到一個或幾個合適的著力點，在促進拉美華僑華人參加論壇方面發揮作用。例如，開闢澳門到拉美的空中絲綢之路，方便中國與拉美的人員往來，就是可以考慮的著力點之一，也可以考慮參與中拉論壇旗下的華僑華人論壇。

中國社會科學院設有拉美研究所，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下設拉美分會，北京大學、天津外國語學院、西南科技大學建立了拉美研究中心。還有不少大學建立了類似機構，但這些研究機構的主要任務是研究中拉關系的宏觀情況和國別情況，並非側重研究拉美華僑華人，因此，澳門可以考慮成立拉美華僑華人研究中心。澳門的拉美研究中心可以與上述內地機構進行交流與合作。鑒於在華僑赴拉美過程中的重要地位，澳門可以在學術研究方面開出一片新天地。

中拉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的全面合作關系進入了相互促進的新階段。澳門在中國與拉美地區的初期接觸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而中國與拉美國家建交緣起於雙方對解決華工問題的關注與協商。現在的中拉關系與19世紀的中拉關系相比已有實質性變化，華僑華人的境遇與過去相比有天壤之別。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樣化的今天，如何讓澳門在促進中拉關系發展方面發揮其傳統作用與創新作用，如何讓拉美華僑華人為居住國和祖籍國做出更大貢獻，是一個重要課題。深入了解拉美華僑華人的歷史與現狀，正確分析當前華僑華人政治及經濟上的優勢與不足，將有助於提昇澳門在中拉關系中的地位。(來源：華人華僑歷史研究；作者：楊發金，單位：外交部拉美司)